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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四愁诗》鉴赏  

2010-04-27 17:00:00|  分类: 诗词鉴赏廊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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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愁诗

张衡

                     张衡《四愁诗》鉴赏 - 柳岸钓客 -         语文大观园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崐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金琅,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纤。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据《文选》上说,张衡目睹东充朝政日坏,天下凋敝,而自己虽有济世之志,希望能以其才能报效君主,却又忧惧群小用谗,因而郁郁,遂作《四愁诗》以泻情怀,诗中以美人比君子,以珍宝比仁义,以“水深”等比小人(后人又补充说:“泰山”等乃喻明如,“梁父”等乃喻小人),皆准于屈原之遗义。古人的说法,但今天我们还是应当审慎从事,以视本诗作寓有寄托者为妥。
       但是,《四愁诗》的情调实在太风流婉转了,以至于若把那恼人的、“载道”味儿甚浓的寄托说撇开,单把它看成一首情意执着真挚的情诗,确实也全无不可。且张平子若胸中没有一段漪旎情思,只是个徒哓哓于忠君爱民的人,又安得出此锦崐绣词章?是以下文笔法全如鉴赏情诗,虽属笔者冒昧,但想亦不致辱没平子。钟情美人之意既明,则爱君之深亦自可推知,笔者这么写,窃谓得平子遗意矣,当否读崐者自有目。《文选》将诗分成“四思”,且看这“一思”。那无日不引人思慕的美人,身居东方泰山云雾之中,邈焉难求,而“我”之渴望,却惟在能追从她的身边、呼吸于她的芳馨之中,则“我”情的执着痴迷,不已隐然可体味了吗?及至那小小梁父顽丘,阻“我”不得亲近美人,而“我”竟引领侧望、至于泪下涟涟,衣襟为湿,则“我”情之真之切,不已豁然无所隐藏了吗?诗至此三句,自与一段落,诗人有情之痴的面目,已宛然可见。以下四句,更成一段落,诗人言之益深,亦令人读而感慨益深。“我”是单恋于美人么?否,否,那美人却也与“我”有过一段风流时光。就像敢原与怀王有过“曰黄昏以为期”的约定一样,也像汉顺帝曾拜平子为侍中、向他垂询过“天下所疾恶者”一样,那美人也曾情意绵绵,将环把上黄崐金错络的佩刀,赠与“我”作定情之物。“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木瓜》),古人既如是说,“我”怀中有琼英美玉,又如何能不思报赠?如今,虽然崐明知梁父为阻、道路悠远,这份礼物决无可能送达,此生只能长作徘徊瞻望、怅惘以终;然而,“我”却为何总是不能绝念、总是心意烦乱、劳思无尽?-诗人仿佛自己也不明白自己为何情重一至于此,然而读者却该早已明白、抑且早已为诗人的深心百感慨良深了吧?
       “一思”既已,“二思”“三思”“四思”源源不断,连翩而至,“我”首次“求女”虽然告挫,但“我”却绝不停止努力。当那赠他琅美石的美人徜徉于桂林山水之间时,他便怀着成双的白玉盘奔往南方;当那赠他貂裘短服的美人飘飘于汉阳丘岭之上时,他便揣着明月宝珠趋向西方;当那赠他锦绣彩段的美人出没于雁门关塞之时,他又赶紧携着青玉制就的几案,驰走北方,虽然湘水深不可测,限我莫及桂林;虽然陇阪悠长无已,阻我难至汉阳;虽然塞上雨雪纷纷,碍我不达雁门;虽然每次都是受阻而止,每次都落得涕泗滂沱,沾染裳襟,每次都徒增惆怅,每崐次都忧思益加难释-然而,“我”却始终不倦,矢志不移!可以想见,倘若天地之间不止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此诗又将何止“四思”?诗人的奔走将至于千、崐至于万,诗人的愁思且巍过五岳、广过江河!读者诸君,切莫以“四愁”之间仅有并列而无递进,而嫌其章法单调少变化;若《诗》之《蒹葭》止于“宛在水中央”,君不将谓其殊少文气乎?若《陈风·月出》止于“劳心悄兮”,君不将觉其“心崐”之“劳”犹不甚乎?惟有一之不足、至于再、至于三、四,始能见诗人之深情缠绵、寄意幽远。即如本诗,“愁”虽止于“四”,但其愁绪究竟延伸于胡底,又有崐何人能量之测之?“一唱而三叹,慷慨有余哀”,读者若要领会此种境界,不从《四愁诗》之类重章、叠句上索解,又将于何处求之?
       《四愁诗》非但内容足以使人动容,其句式也极引人注目,它是中国古诗中产生年代较早的一首七言诗。七言诗由来尚矣,但全诗句子均为七言,而每句都采用上四字一节、下三字更为一节的形式,句中又几乎不用“兮”字作语助的诗,在现存的创作年代确切可信的古诗(而非载于后世著作中、真伪莫辨的《皇娥歌》、《柏梁诗》之类)范围里,本诗是最早的一首,这就是《四愁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在此以前,七言诗或是杂以八言、九言者,如汉武帝《瓠子歌》;或是每句前崐三字、后三字各为一节、而中间夹一“兮”字,如项羽《垓下歌》、李陵《别歌》:这些,都不能算作典范的七言诗。至于汉乌孙公主的《悲愁歌》,虽然已达到全篇上四下三,但每句两节之间还存有“兮”字,成了一首八言诗,句式上虽接近于典范的七言诗,却终不能归入七言诗的范畴。唯本诗除了每章首句以外,其余句子与后世七言诗已全无二致,显得整饬一新、灿然可观。曹丕的《燕歌行》,自是一首成熟的七言。而《四愁诗》作为七言诗,虽然尚有不少《诗经》的痕迹如重章叠句、每章句子为奇数,以及《楚辞》的痕迹如“兮”的使用;但是,它的上四下三崐的句式,却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已达到了《燕歌行》的水准,同时这种句式在抒情上的优势-即节奏上的前长后短(异于四言诗及《垓下歌》之类七言的并列,和五言的前短后长),使听觉上有先长声曼吟、而复悄然低语的感受,而节奏短的三字节落在句后,听来又有渐趋深沉之感,如此一句循环往复,全诗遂有思绪纷错起伏、情致缠绵跌宕之趣-《燕歌行》有之,《四愁诗》亦已有之。因此,今天我们认定《四愁诗》是典范化的七言诗的首块里程碑,怕也不算过甚其辞吧?(沈维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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