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号子：长江魂魄的千古绝唱
“哟－嗬－嗬……哟－嗬……一声号子我一身汗，一声号子我一身胆。”“一根纤绳九丈三，父子代代肩上栓；踏穿岩石无人问，谁知纤夫心里寒。”铿锵的音调和起伏的节奏，犹如滚滚而来的长江之水，让听者的心情也随之跌宕起伏——似乎正身处一叶扁舟，穿越滩多水急的三峡腹地。
“西陵滩如竹节稠，滩滩都是鬼见愁；青滩泄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三峡自古航道艰险，险滩密布，礁石林立，水流湍急。在葛洲坝建坝之前，重庆至宜昌之间６６０公里航道上有阻碍航行的险滩３１１处，像青滩、泄滩、崆岭滩等有名的“鬼门关”就有３７处，人们一直视川江航道为畏途。
在木船航运时代，每当逆江而上或者船过险滩的时候，船工们就得拉纤。为了协调步伐和鼓舞士气，船工们就在号子声中掌握行进节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逐渐形成了川江号子。
随着行船水情的变化，船工们会吟唱不同的号子，许多号子往往是船工在航行中触景生情而即兴创作的，他们就像行走在三峡的行吟诗人，大量使用赋、比、兴的手法编唱着号子词。在闯滩时，号子往往高亢短促而有力；水流平缓时，号子则轻松而诙谐。长期研究三峡地区历史地理的蓝勇认为，号子既是指挥协调的“号令”，又是船工苦闷生活的“调节剂”，是技术与艺术的融合。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新中国整治长江，炸毁了大批险滩、暗礁，机动船代替了木船，船工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号子在川江上变得渐渐稀少了。
随着三峡工程的兴建，流传千百年的川江号子走到了尽头。三峡库区蓄水１３５米水位已经一年，那些激发出川江号子的急流险滩，那些川江号子吟唱的苦难与忧愁，都已经永沉江底，见证了三峡航运巨大变迁的川江号子成为绝唱。
川江号子是三峡地区的船工们拉纤、摇橹、推桡时唱的歌谣，它是一种重要的劳动歌谣形式。有人说，川江号子不仅“是一首韵味无穷、美妙无比的诗”，而且“是一首雄壮威武、气势磅礴的交响曲”，“音乐化了的川江号子……那种石破天惊般的高吭激昂，让人荡气回肠，使血液像江河一样奔腾，那种感觉是什么——人的伟大。”（蒙和平《川江号子》）川江号子从文化的角度看，它属于航运文化的范畴。川江航运文化包括的内容丰富多彩：从航运工具看，有船的种类、船的构造、船的属具等；从航运的过程看，有船工的分工，船工的职责、航运的操作等；从航运的俗语看，有对水流的俗称、对河道地形及礁石的俗称、木船航行操作俗语、船工拉纤报路术语等；从船工的劳动工种看，有拉船、盘滩、绞滩等，此外，川江航运文化中还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即川江号子。
川江号子的形成
川江号子作为一种民间歌谣形式，它也必然起源于三峡地区船工们的劳动生产与生活活动之中——产生于船工们的拉纤、摇橹和推桡等劳动生产之中。
川江号子是巴渝人文精神的重要遗产
首先是与三峡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三峡历来是长江上游水运交通之要冲，四川对外运输之孔道，大小船只往来运载，异常繁忙。“但是这一江段又是长江水运最险处，到处是险滩、激流和漩涡，行船十分危险。船工们为了协调步调并给自己壮胆鼓气，显示大无畏的气概，发明了许多不朽的船工号子，成为飘荡在峡江上的艺术绝唱，也是川江号子的核心部分。这种川江号子，在长江、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金沙江、渠江、乌江等木船上配有专门的号子工来领唱。”从重庆市奉节县城至湖北省宜昌市，在一百九十三公里的航程中，主要险滩就多达二十余个。这些险滩或为石岸崩塌所致，或为石梁巨礁构成。它们多居西陵峡中，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有诗写那里的险滩：“黄狗次黄牛，滩比竹节稠。路穿天地行，人续古今愁。”古往今来，不少诗人过往三峡时，对该地区的滩多船险、水急难行的情状多有描述：“滟预堆前十二滩，滩声破胆落奔湍。巴人缓步牵江去，楚客齐歌行路难”（元·周巽）；“永安宫外是层滩，滩上行人多少难。潮信有时应自至，郎舟一去几时还”（明·许景樊）；“蜀道愁述百八滩，滩滩险处觉心寒。骇人最是三峡石，乱掷金钱乱打宽”（清·龚维翰）。在这些险滩中，最著名的险滩是崆岭滩。有民谣云：“青滩泄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崆岭滩”原名空滩。空，即空船。指这里航道狭窄、水流湍急，只有空船才能通过。在重庆开埠前，重庆至宜昌段没有动力船，只有木船。木船过滩要拉纤；有时还须先卸下船中货物，空船过滩之后，再装货上船前行。有的地方岸上还没有绞关设备，由七八个乃至十数个人一齐用力才能绞船上滩。无论是拉纤、摇橹，还是推桡、绞滩，船工们在与凶滩恶水的殊死搏斗中，为了十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人步调一致，协调动作，保证一齐用力，以确保木船逢凶化吉，顺利前行，他们高喊号子，或协调用力，或鼓舞情绪，或消除疲劳。可见三峡地区江河滩多水急的特殊地理条件以及船工们战胜自然的劳动需要是形成川江号子的主要原因。川江号子……产生于劳动之中，是劳动的工具，又是劳动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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